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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資源的稀缺共同決定著中國城市化模式的選擇，難以避免的趨勢可通俗地描述為“二元社會，三流生活”。所謂二元社會，就是沿海與內地的非均衡發展；所謂“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資金流。在中國城市化中，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與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這種趨勢下，人口與貨幣的流動仍將繼續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題是城市化，這已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了。但對于城市化發展模式的選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也不可能統一認識。2007年6月，《福布斯》雜志的文章預測到2015年將出現十大超級都市，并預言了5個城市即將“死亡”。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也應該想一想未來城市的“都市夢”與“生死劫”。
亞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級都市
《福布斯》文章預言的十大超級都市中，歐美國家只有紐約一個，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羅，其余七個都在亞洲，中國的上海榜上有名，還有日本的東京，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和加爾各答，印尼的雅加達和孟加拉的達卡?？磥碓凇陡２妓埂返淖x者群心目中，超級都市是亞洲特色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模式，因為亞洲占了七席，發展中國家占了八席。如果這樣，中國作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是否也難免要走超級都市主導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呢？
城市化是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人口從總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在亞洲發展中國家，這個過程通常為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歐美國家，雖然也有較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卻主要表現為城鄉一體化的雙向流動。城市化的進程起初是“小富進城，大富進京”，后來是“窮人進城，富人下鄉”，但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沒有后半截，窮人進城者眾，富人下鄉者少。原因有三，一是城鄉間的貧富差距在城市化進程中不斷擴大，二是城市間的要素稟賦差異與基礎設施投資的不均衡，三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自然選擇與市場化的驅動。
城市者，筑城為安，集市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場的發展又會突破城墻之“圍”，推動著城區擴張。所以，城市化就像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一樣，里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雙向流動來自于人之本性。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城后就不出來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里面有機會，二是外面不安全。在現代社會，安居樂業的機會來自于市場，“安居”者，房市，“樂業”者，就業，所以在城市化進程中房價必然上升，因為有房則有機會，有房則有安全，房價上升的背后是人們追求安居生活與就業機會，有了安全和就業，就有可能進一步追求發財致富，這就形成了現代人的“都市夢”。
從安全的角度看，城鄉間的貧富差距是不安全的本源，亞洲國家與歐美相比，歐美多半是農民先富起來，因為伴隨著城市的突圍，農村的土地成為稀缺資源，地價上升驅動著城市化的造富運動，在這個階段，農民致富并非來源于耕作之苦，而在于“守株待兔”。相比之下，亞洲經濟的發展是從剝奪農民土地開始的，城里人先富，再加上先富者進城，富以類聚，人以群分，城市化的“富人區效應”把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注入到城市化進程中，對財富的追求演化為房地產之辯。簡單的“安居”需求演變為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不僅加大了城市生活壓力，而且擴大了城鄉間貧富差距。所以，人們寧可在城市“蝸居”或“蟻居”，也不留戀農村的廣闊天地：世代鄉間千日苦，不如城中一間房。
城市盛衰：發展模式改變城市化標準
城市化與城鄉貧富的差距，同時決定著資本的流動。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論述了資本積聚與資本集中，如果當時他把城市化也納入《資本論》的分析，邏輯推論應該包括資本的積聚與集中會推動城市化的進程，并使城市化的模式服從于資本的意志。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金融和地產是城市化的驅動器，人口流動和資本流動決定城市的發展。人口積聚的背后是資本的積聚與集中，這是城市化的一般規律。
但是，人口流動和資本流動的方向會發生變化，因此演化為城市的盛衰。從主觀因素看，城市的盛衰來自于城市的文化底蘊與城市經營者的決策；從客觀因素看，城市的盛衰則來自于要素稟賦的差異與人口流動。下圖是中國1949年的十大城市與2009年十大城市的比較，列出十大“衰落”城市作為參考，可看出兩個明顯趨勢：第一，城市化的經濟標準變了，以工農業為主導的城市化變成了GDP導向的城市化；第二，資本積聚的重心由北向南漂移，沿海城市的經濟地位顯著上升。
城市的衰落有各種原因，可從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不同角度來尋找解讀?！陡２妓埂肺恼铝谐鑫磥?個“死亡之城”：底特律，將亡于失業及人口外流；舊金山，將亡于大地震；那不勒斯，將亡于每百年一次的火山爆發；威尼斯，將陷入滅頂之災；墨西哥城，將亡于地面沉降及缺水。拋開人類所不可抗拒的天災，最主要的經濟因素是什么呢？在我看來，一是生活方式，二是水土資源。GDP導向的城市化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的變化，代表著資本創造的生活標準，甚至可以說是投資人的文化。而水土資源是城市的本源，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現代城市的規劃高度關注人均平原面積和人均天然淡水。
全球化的時代，是各國經濟日益轉變為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各國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于國際市場，GDP導向的城市化之所以向沿海城市漂移，是因為海洋日益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紐帶。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了各國不同地區的比較區位優勢，雖然還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但現代城市的一方水土已經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擇水而居，江河之淡水融入海洋之咸水，城市化的趨勢隨“兩水”而變，現代城市的在水一方是江海相望，咸水淡水，所以現代風水學說：江海合流，臥虎藏龍。
江海合流的區位經濟優勢提高了少數城市土地的稀缺性。人口流動伴隨著貨幣流動，資本的積聚與集中的規律，在江海合流之處演化為現代金融中心，城市化進程中的財富效應會通過土地的稀缺性創造高房價，并通過高房價調節人口與貨幣的流動。比較一下全球房價最高的十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城市或是國際金融中心城市或是人口密集的超級都市，并且幾乎都位于江海合流之地，所以要在城市高房價的背后，看到現代經濟的三個流動性：人口，貨幣與水資源。
非均衡發展：二元社會的“三流”生活
還記得在80年代中期，我曾經以西部開發為主題寫過一篇報告，標題是：西部開發是不可能的！報告的標題凸顯當初少年輕狂之武斷，所以不為決策者欣賞。還記得，報告從新疆的“坎兒井”談起，主要以水資源的稀缺性來論證西部開發的經濟約束，最后建議政府在西部開發中重點考慮人口遷徙，而非鼓勵人口流入，所以要有計劃的安排人口流出，才能及時化解西部地區的水資源危機。
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資本積聚的重心逐漸由北向南漂移，除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淡水資源分布。中國的淡水資源總量占全球6%，排名第5-6位，但人均淡水資源卻非常低，全球排名在110名之外。且中國的淡水資源分布極不均衡，80%以上的淡水資源分布在長江以南地區。所以，城市化由北向南漂移的趨勢，與中國淡水資源的分布呈正相關性，這并非巧合，而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缺水地區如果沒有外在的力量，是不會自然生成超級都市的。所以說，北京天津地區的經濟繁榮得益于“兩調”：南水北調與宏觀調控；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繁榮得益于“兩水”：貨幣之水與天然之水。
水土資源的稀缺，共同決定著中國城市化模式的選擇，難以避免的趨勢可通俗地描述為“二元社會，三流生活”。所謂二元社會，就是沿海與內地的非均衡發展；所謂“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資金流。國泰君安研究所的所長李迅雷先生在《尋找中國下一個崛起的區域》一文中，通過翔實的資料論證了中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合理性。數據說明：從1993年至今，東北及中西部地區的資本投入并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單位固定資本的投資回報率在不同地區差距很大，東部沿海地區的投入/產出效應遠高于東北及中西部地區，因此，盡管有大量投資，東北及中西部地區的GDP總體占比相對下降，東部地區的GDP總體占比還是從50.2%上升到55.3%。此外，兩類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東北及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居民存款總額的差距從不到1萬億上升到2.1萬億。
從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模式看中國的城市化，再加上中國水土資源的稀缺，我們就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與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這個基本趨勢之下，人口與貨幣的流動仍將繼續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無論是從人居環境還是從投資環境看，江海合流的比較區位優勢都會逐漸提升。因此，過去二十年城市房價同漲同跌的趨勢將會終止，以往的一二三線城市之間的房價級差區間會逐漸改變。換句話說，未來城市房價的走勢將開始分化，在少數中心城市房價平穩上升的同時，比較區位優勢較弱的地區，城市房價將開始穩中走跌，極個別的國際化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房價仍有可能突發性上漲。此外，以省市及人口劃分的行政邊界將與跨省市的同城化趨勢發生沖突，人口的流動性將日益明顯，而管理城市流動人口的能力將挑戰中國城市經營者的智慧。